1980年，辽宁省政府机关大院的哨兵击毙了一个可疑人员，谁知，案件水落石出后，这个哨兵非但没被嘉奖，还被判处死刑！
1980年的中国部队内部处在一个微妙的转型期，很多基层士兵对前途充满焦虑。白玉珍就是其中一个，但他的焦虑，最终变成了杀机。
那个年代退伍兵的处境，不像现在有退役军人事务部兜底，八十年代初，一个普通士兵退伍回乡，基本就是回去扛锄头。要想改命，要么入党，要么提干，要么立功受奖拿个好评语，地方上才可能给你安排个像样的工作。 白玉珍哪条路都没走通，眼看就要打背包回家了，他急了。
急归急，正常人顶多发发牢骚、托托关系。白玉珍不一样，他脑子里冒出来的念头是：制造一起＂英雄事迹＂。怎么造？得有敌人，得有枪，得有搏斗，最好自己还带点伤——这样才像。于是他盯上了两样东西：连长的五四式手枪，和炊事员苗广吉的命。
偷枪是12月1日的事，他选的时机很准，趁连长疏忽直接拿走。这里就暴露出一个严重的管理问题——枪械竟然能被一个普通哨兵这么轻易取走。
那个年代基层连队的武器管理，远没有后来规范，很多枪就锁在木柜子里，钥匙管理形同虚设。白玉珍得手后没有声张，反而把枪转交给苗广吉＂寄存＂，这一步棋非常阴毒——既转移了嫌疑，又提前在苗广吉身上埋下了＂持枪＂的伪证。
苗广吉是个什么样的人？食堂的炊事员，天天跟锅碗瓢盆打交道，战友们提起他就一个字：实诚。正是这份实诚害了他。白玉珍递过来一把枪说帮忙放几天，他连问都没多问就塞进了床铺底下。在他的世界里，战友开口就是信任，哪有那么多弯弯绕绕？
12月9日凌晨的那几声枪响，是苗广吉生命的终点。白玉珍把他从被窝里叫起来，说外头有情况，苗广吉衣服都没穿利索就跟着出了门。走到食堂旁边那条黑漆漆的小道上，一颗子弹从后脑勺打进去，人直接栽倒。随后又是六枪，全部命中后背。七发子弹打一个毫无防备的人——这不是击毙歹徒，这是屠杀。
杀完人，白玉珍又对自己来了一枪，子弹从左胸穿过腋窝出去，不致命但够出血。他事先一定反复研究过人体结构，知道从哪个角度打不会伤及要害。这种冷静的自残，比杀人本身更让人不寒而栗，说明他不是冲动犯罪，是彻头彻尾的预谋。
但再精密的伪装也怕碰上常识。赶到现场的人第一反应就不对劲：苗广吉的伤全在身后，要是正面持枪对峙，子弹怎么会打在后脑勺？衣服敞着、光着脚，这哪像蓄谋闯入的歹徒？
法医的鉴定更是一锤定音：扳机上的血是B型，白玉珍的血型；苗广吉是O型。也就是说，最后扣动扳机的手，沾的是白玉珍自己的血。整个英雄叙事，在血型面前瞬间坍塌。
案件认定后，白玉珍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随即执行。从作案到伏法，速度极快，那个年代对这类性质恶劣的案件，司法系统几乎没有什么犹豫空间。
这个案子最深层的悲剧不在于一个坏人杀了一个好人，而在于一种扭曲的＂功利逻辑＂渗透进了军营。 当一个人觉得＂立功＂比＂做人＂重要，觉得一纸嘉奖比一条人命值钱，他就已经不配穿那身军装了。
八十年代之后，部队在枪械管理、心理甄别、内部监督上做了大量改革，很多制度的源头，其实都能追溯到这一类血的教训。大家如果感兴趣，可以去查查八十年代初军队内部整顿的相关纪实材料，会发现白玉珍案绝非个例，而是那个特殊转型期的一面镜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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